【内容提要】我国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存在大量国际假新闻，通过研究认为，其有三重生产传播逻辑。技术逻辑上，生产者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媒体技术增强假新闻的欺骗性；平台逻辑上，社会化媒体的流量分配机制和低门槛准入机制为假新闻生产传播提供了便利，并侵蚀了专业媒体的生产规范；用户逻辑上，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用户自发成为数字劳工，推动了假新闻的扩散和再生产。国际假新闻的传播对媒体公信力和国际关系造成了多重不良影响，需要构建一个事实核查机构、专业媒体、社会化媒体平台、公众等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协同构建健康的信息生态。
在信息传播领域，假新闻因其强烈的煽动性和夸张手法高度契合社会化媒体的流量驱动机制，故而得以广泛流传。其中，国际新闻领域尤为需要我们来关注，因其造谣成本低、追责难度大，且易于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吸引流量的手段，从而成为假新闻滋生的温床[1]。在我国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国际假新闻层出不穷，诸如“荷兰改名尼德兰”“中国公民在柬埔寨遭虐待并充当血奴”等假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既给我国民众带来了认知误导，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也损害了涉事国家形象，甚至加剧了国内外民众之间的误解。2023年2月，“大熊猫丫丫疑似遭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虐待”事件在社会化媒体上引爆舆论，最终促使“丫丫”提前回国，这一事件更是凸显了国际假新闻在舆论场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国际关系的潜在干扰。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一种特定的国际假新闻：即通过扭曲、捏造新闻事实等手段，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故意或恶意传播与其他几个国家相关的虚假信息，以此误导本国受众，进而谋取经济或政治利益[2]。
媒介技术的慢慢的提升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为更多信息赋予了“可见”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也为自媒体捏造国际假新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随技术的发展，国际假新闻的欺骗性与日俱增，社会化媒体用户不得不面临“眼见、耳听不一定为实”的现实，简单依赖自身感官已没办法实现对真相的追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尤其是像ChatGPT、Sora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AIGC技术的强大生产能力逐渐显现，其在文本、图像和音视频信息的深度合成中展现了巨大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在新闻领域中颠覆了传统的“有图就有真相”的常规认知。
AI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假新闻实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这大幅度降低了假新闻制作的门槛。以前，制作一则看似真实的假新闻常常要专业的技术和充足的资源，但借助人工智能，人类能轻易地完成假新闻制作，这显现出AI潜藏的对信息生态的强大破坏力。
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的崛起尤为突出，通过这一技术，假新闻生产者能够将一个人的容貌和声音无缝替换为另一个人，产生“移花接木”的造假效果。这不仅让普通观众难以辨别真伪，还可能因为牵涉政治明星而在社会化媒体上引发广泛传播，公众可能会信以为真而对某些政策或事件产生误解。更进一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NLP）和生成对抗网络（GAN）等技术，假新闻生产者还可以凭空捏造证据，利用AI生成在肉眼看来与真实新闻无异的虚假报道。AI生成的国际假新闻可能会成为操控公众舆论的工具，导致公众认知偏见，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引发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危机。
此外，假新闻检测工具通常无法及时跟上不断进化的假新闻制作技术，随技术的进步和假新闻数量的激增，社会化媒体平台在如何有效监管AI生成内容方面面临巨大挑战。
大数据技术能通过用户的浏览、点赞、评论和转发等行为信息构建用户画像，从而实现精准的信息推荐，这一机制无形中为假新闻的传播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假新闻往往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它们或是耸人听闻，或是迎合特定群体的偏见，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数据的推动下，这些不实信息能够精准触达那些最易受其影响的受众，进而在特定社群内部迅速发酵。
当某一条假新闻获得了用户的正向反馈，例如引发了用户的反复浏览，算法便会无视新闻内容的真实与否，频繁地将相关内容推送给用户。这导致用户被包裹在同质化的信息环境里，不断受到相似观点的影响。在这种信息环境下，假新闻不仅被视为真实，甚至成为用户坚定某一立场的证据，与其既有信念相左的信息则容易被排斥，而真相则在海量信息中被压制。在单一立场的强化和异见声音的屏蔽下，社群内部的态度变得更加极端，群体间的共识难以达成。
例如，2023年2月，25岁的旅美大熊猫“乐乐”离世，部分国内网友认为“乐乐”死因有蹊跷，一些自媒体据此编造旅美大熊猫惨遭虐待事件。在中美专家组确定“乐乐”死于心脏病变后，部分网友依旧保持怀疑态度。这一案例充分展现了国际假新闻对用户认知偏见的加剧作用，使用户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习惯使用“阴谋论”的思维模式。
在现代媒介环境中，国际假新闻往往运用多媒体呈现技术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等多重感官，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信息接收空间。这种多媒体信息的组合可以极大地增强用户在阅读过程中的沉浸感，进而迅速且充分地调动用户情感。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情感共鸣往往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超越理性讨论的声音，成为主导舆论走向的关键因素。
例如，Bilibili中的一则视频声称俄罗斯为力挺中国，其境内的各大机场全面取消使用英文，一律采用中文和俄文。[3]在视频中，造谣者拍摄了俄罗斯机场画面，之后拼接了一段俄罗斯某官员称赞中国抗疫行动的言论，搭配激昂的背景音乐和情绪化的解说，使得部分网友相信了这一新闻并在评论区留言表示支持。事实上，造谣者拍摄的机场中部分机场大屏依旧有英文存在，该说法也在后续被证实为谣传。
社交媒体平台可以延伸人们的视觉、听觉边界，但这个过程经过了媒介的过滤与重构，与现实世界可能存在显著偏差，感官的延伸更是意味着无法对媒介呈现的信息进行亲身实践验证，从而为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当用户的视听感官被社交媒体过度延伸时，往往更容易沉迷在直接接受视频内容的简单思维模式中，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严肃的政治事件缺乏深入思考和理性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携带着技术与市场的优势，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4]，对于国际假新闻来说，社交媒体平台以自身逻辑介入并改变了其生产、传播流程，对公众认知和社会舆论环境造成了深远影响。
社交媒体的用户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注册并发布信息，这一特性为假新闻的生产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和审核机制的情况下，不受传统新闻业中严格的编辑流程和事实核查制度的约束，迅速传播假新闻。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通常缺乏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尽管一些平台已经开始引入自动化审核工具和人工审核团队，但面对海量信息，这些措施仍显得力不从心。
当官方信息滞后或不足以满足公众需求时，人们往往会转向社交媒体寻求其他信息来源以填补信息真空。这时，假新闻便趁机而入，利用公众的焦虑情绪和信息需求进行传播。凭借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夸张的情节和煽动性的语言，假新闻能够轻松捕获用户的注意力。社交媒体的圈层化传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假新闻可能在某些社群中迅速蔓延，在社群内部形成广泛共识。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全球性特点，更是将国际假新闻的传播推向了新的高度。一条假新闻可以在短时间内跨越国界，触及全球范围内的用户。无论是通过算法推送、分享链接，还是通过群组聊天，假新闻的传播速度远超传统传播方式。这种跨国传播的特性使得国际假新闻的影响力更为复杂，容易引发国际间的误解与对立。
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对自媒体生产国际假新闻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主流媒体手中，个人难以涉足国际新闻报道，更遑论制造并广泛传播假新闻。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自媒体能够通过信息分享获取经济利益，新闻生产场域中的竞争者身份日益多元化，场域内的游戏规则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用户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为了在这场注意力争夺战中脱颖而出，在没有能力像专业媒体一般进行权威国际新闻报道的情况下，部分自媒体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主动迎合互联网的流量分配机制，通过制造耸人听闻、煽动情绪的奇观内容来博人眼球。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国际假新闻虽然看似种类繁多、话题广泛，但实际上却存在大量高度相似的假新闻产品。阿多诺将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为了消费而生产，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5]。我国社交媒体平台中同样存在工业化生产的国际假新闻，被批量生产并推向信息市场，形成了服务于利润动机的假新闻生产流水线。以俄乌战争为例，自冲突爆发以来，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多次流传出与战争相关的假新闻，“白宫发言人称不允许泽连斯基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6]“乌克兰总统呼吁美国派遣儿童前往乌克兰作战”[7]等谣言不断涌现。这些谣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却是在探查到部分网络用户“挺俄反美”心理之后，频繁进行的同质化信息炒作。
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专业媒体的生产习惯，甚至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假新闻传播的助推者。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媒体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依靠其强大的采编能力和专业素养对国际新闻进行报道。然而，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势介入，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和把关权被重新定义，单向的信息把关链被多节点的互动网络所取代，专业媒体不再单独掌握书写社会集体记忆的权力。
社交媒体平台打破了以往的新闻生产周期，对新闻的时效性提出了“实时”的更高要求。这种变化促使国际新闻报道也开始追逐时效性，专业媒体有时便会对网络用户发布的信息不加核实地转载，扩大了国际假新闻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22年2月的“柬埔寨血奴”事件。当时，网络上流传着一名中国男子在柬埔寨遭非法囚禁并被迫充当“血奴”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多家主流媒体跟进报道，并与所谓的“受害”男子进行视频访谈，发布了诸如“柬埔寨‘血奴’后续，那些逃不掉的年轻人”[8]等煽情性文章。然而，两周后，柬埔寨警方认定“血奴”事件是伪造，我国的主流媒体同步发布澄清。在这一事件的传播过程中，部分主流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没有进行事实核查便跟风炒作，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受众对其的信任。
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性虽然促进了信息的多元化，但也增加了假新闻传播的风险。传统媒体在这种环境下面临着如何在保持新闻专业性的同时适应新媒体环境的双重挑战。
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舞台上具有显著影响力的个人之间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民族主义思潮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网络民族主义是互联网兴起后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体现，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为情感表达[9]。网络民族主义者怀揣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在信息海洋中不断寻找共鸣，塑造着独特的网络舆论生态。
我国网民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权利认知时代[10]，网络用户拥有强烈的维护本国利益的观念与行为倾向。部分更为激进的网友从霸权主义的认知角度出发，着重强调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霸权主义行径。
在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下，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民族主义情感的放大器。那些与网民民族主义立场相契合的假新闻可以迅速激发共鸣，情感的洪流推动着信息的传播，使得公共讨论空间中充斥着非理性的声音和各类谣言。在“柬埔寨血奴”谣言传播过程中，即使柬埔寨警方和我国官方媒体发布通告证明此事为蓄意编造，但部分网友仍坚持认为柬埔寨方面的澄清是在掩盖真相。还有另一部分网友虽然承认“血奴”事件为假新闻，但他们坚信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件确实存在，只是尚未被媒体曝光。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猜测与臆断被发布在网络空间中并得到传播，无论消息本身是否真实，其背后的情绪和立场都得到了再次强化。
日本学者藤竹晓提出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观点指出，人们对拟态环境的认知最终会作用于现实环境[11]。国际假新闻通过将某些特定的特征反复编码进新闻文本中，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信息环境，用户可能会根据这个虚假的信息环境来判断现实世界，并据此采取行动。这不仅可能导致人们民族主义立场的极端化，还可能滋生盲目的仇外情绪，对社会稳定与国际关系造成潜在威胁。
国际假新闻巧妙地利用家国情怀、保护弱小等普遍认同的道德话语，激发广大用户的共鸣，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假新闻再生产和传播中，用户在其中扮演了免费的数字劳工角色。以“大熊猫疑似遭受美方动物园虐待”事件为例，尽管后续中国专家组确定了“丫丫”所患皮肤病与遗传相关，但这并未立即平息舆论的波澜。相反，大量网友自发集结于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中，通过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携带相关话题标签，持续维持着这一事件的热度。在算法推荐机制的作用下，特定的信息、意见和情绪反复冲击受众心理，社会舆论迅速膨胀，促使中方提前办理“丫丫”回国手续。
德塞都认为，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争夺文本所有权和意义控制的持续斗争[12]，读者可以将文本的意义打碎，并重新按照自己的风格进行组装和拼接。在国际假新闻传播过程中，用户的免费劳动同样不仅限于简单的复制转发，他们还会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盗猎”，某些元素被刻意强化，某些元素则被解构、改造和叠加，最终形成了形态多样、视角丰富的流动性文本。在大熊猫“丫丫”事件的舆论发酵过程中，部分网友利用绘画、动画等形式，着重突出了“丫丫”瘦骨嶙峋的形象，并反复播放其“磕头乞食”的视频片段，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同情与愤怒情绪。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已全面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同时伴随着国际假新闻泛滥的风险，对公众认知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治理平台中的国际假新闻，亟需构建一个由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体系。
事实核查机构在治理国际假新闻的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以我国的“澎湃明查”和“有据核查”为例，这些针对中文国际资讯的事实核查机构虽然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仍存在受众群体狭窄、反应速度较慢等问题。相比假新闻的广泛传播，事实核查新闻的影响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在重大国际假新闻事件中，民众更倾向依赖官方主流媒体获取核查信息，而非事实核查机构的平台。此外，事实核查机构可以利用AI治理AI，通过引入智能化的假新闻识别模型，在假新闻出现的初期快速筛选出潜在谣言，同时还可以实现即时的内容生成与分发，缩短事实核查新闻的生产周期。
在治理国际假新闻的过程中，专业媒体应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依托自身专业能力对国际新闻进行严格审核。然而，在社交媒体“速度至上”原则的影响下，专业媒体有时会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传播假新闻，显示出社交媒体平台对其伦理规范的负面影响。专业媒体需要坚守新闻伦理规范，主动利用与国际权威信息源的联系，核实社交媒体中的信息，避免盲目转发和煽情化炒作。同时，专业媒体还可探索新闻“策展”模式，将国际假新闻相关辟谣内容进行筛选、整理和结构化展示，为公众提供全景式的新闻理解框架，帮助其进行理性讨论。
作为国际假新闻的主要传播载体，社交媒体平台应积极承担责任，通过规则细化、透明处理和优化机制等方式加强假新闻治理。一方面，平台应对造谣和传谣账号进行分类处理，并将处理结果透明化，发挥平台的社会规范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平台需完善流量分配机制，将价值考量融入算法，提升事实核查新闻和理性讨论内容的曝光度。此外，平台在审核方面应引入更高的智能化技术。在涉及敏感国际信息时，平台可以结合人机协作，通过算法标注和筛选高频假新闻热门词汇，建立“谣言库”，不断训练假新闻检测模型，提升谣言识别效率。
国际假新闻层出不穷，事实核查机构和专业媒体难以实现辟谣信息的全面覆盖，还需要受众不断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对信息保持审慎态度，避免陷入民族主义极端化和情绪化的漩涡中，从而失去对于现实的理性认知。专业媒体也能够最终靠辟谣过程的透明化，引导公众逐步提高批判阅读意识和能力。
[2]辜晓进，李晓兵.伪造的合法性：对内国际假新闻的话语策略[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6）：11-18+56.
[3]澎湃明查.俄罗斯各大机场全面取消英文？只用中文和俄语？太假了[EB/OL].（2023-04-07）.https：
[4]白红义.“平台逻辑”：一个理解平台—新闻业关系的敏感性概念[J].南京社会科学，2022，（02）：102-110.
[5]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搜狐新闻.美国急眼了，发出警告：不允许泽连斯基接受中国提出的和平计划[EB/OL].（2023-03-28）.https：
[9]王军.试析当代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02）：22-29+4.
[10]喻国明，曲慧.网络新媒体导论[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1.
[11]靖鸣，张朋华.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重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8）：71-75.
[12]亨利·詹金斯、杨玲.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J].湖北大学学报，2008，（04）：65-69.
作者简介：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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